6月过完，孩子们盼望的暑假就要到了。提起暑假，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是清风蝉鸣，还是上不完的课外班？
1997年暑假，越来越多的辅导班侵蚀着孩子们的快乐，“把假期还给孩子”的声音开始出现。当时的专家建议：把暑假还给孩子，只靠家长不行，全社会都要切实地为孩子们的假期做点实事，而不能只盯着家长的钱包。
树林里的读书会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呢？
当时，人们的日子过得拮据，书报都珍贵。能有本小人书或小说等课外书看就是最大的享受，好书甚至舍不得外借。于是，有同学组织大家把书凑到一起，办集体读书会。
暑期的读书会开在杨树林里，每位同学都将家中的藏书亮出来，有的甚至连父母的书也带来。每本书都包了新书皮，写上书名和同学的姓名。地上铺着报纸，上面码着200多本书。同学们选到喜欢的书，就坐到树荫下读。树林里只剩风吹树叶的“沙沙”声和翻书声。许多书、一片树荫和一群伙伴，就能把假期过得有滋有味。
1980年暑假，宣武区椿树少年之家组织学生到陶然亭写生。王宝琴 摄
1962年暑假，南新华街小学的少先队组织了联络网、传报网，即使在假期，每期少年报一到，大家也能及时传阅。
那时候，每家的孩子都不少，家长工作忙、家务重，不能时时盯着，暑期的家庭学习小组发挥了大作用。
1961年7月的一天，午后4点钟，校尉营25号的大院热闹起来。打克郎棋的、听广播的、唱歌跳舞的……40多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。他们都是九道湾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，全班一共分成10个家庭小组、5个联组活动。孩子们在小组做完功课后，就集中到联组去玩。校外辅导员王奶奶在屋子里摆上玩具，还在院子里设了一个饮水站，给孩子们准备了凉开水。
家庭小组的可贵，还在于孩子们能在一起学会安排生活。1962年暑假，宣武师范一附小四（6）班的四个女同学组成了学习小组。每天早晨8点多，她们一起做早操，之后写暑假作业，9点多听广播，再一同去少年之家参加活动或者学习游泳。傅怀敏因为上学晚，字写得不好，小组里的其他人就帮她练习。暑假里，她们学做玩具、洗衣服、补袜子，亲如姐妹。
1965年暑假，西城区武定侯小学的一个校外学习小组。冯文冈 摄
假期“六字方针”
做家务、参加劳动，也是暑假生活的重要内容。1958年暑假开始前，少先队的孩子们提出了过假期的“六字方针”：劳动、知识和休息。其中，劳动被放在了第一位。孩子们要参加一次工厂或农业社的简单劳动，取得报酬，为少年拖拉机站积攒钱；还要做好“四帮助”：帮家长打扫屋子、做饭洗碗、帮助洗衣服补袜子（男孩子也要做）、带好弟弟妹妹。
当时，物质条件有限，多方协作织起了一个校外教育网。暑假来临前，许多机关、工厂、学校和街道为孩子准备了各种活动，尤其是街道上，开辟了许多儿童活动站。各公园优待孩子游园，门票只收一分或二分。孩子们划船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，一律不交押金，船费每小时减少一角。
暑假撒欢儿也得绷着安全这根弦。
东四南大街258号住着36户人家，全院光小学以下的孩子就有60多个。每到寒暑假，妈妈们就发愁，担心孩子出城，上大街乱跑。1961年放暑假前，大院里的积极分子把儿童暑假生活组织起来了。孩子们相互约定：不出城游泳，出去玩要告诉家长一声。
北豆芽菜胡同小学的梁幼祥骑着大人的自行车上街，被汽车撞伤了；王宝台家的孩子们攒了一斤多杏核，砸杏仁吃，一家六口都中了毒……1962年，晚报邀请中学老师和公安人员结合实例提醒孩子们注意暑期安全。退休工人组成护河小组，劝阻想要下河玩水的学生。一些会游泳的人还成立了沿河抢护队。
孩子放假去哪儿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，“孩子放假去哪儿”成了更现实的问题。
1981年7月，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所属部分厂筹办了暑期学生班，其中北京开关厂有80多名职工的孩子要进学生班。厂工会专门腾出两间房作为学生的休息室和游艺室，并安装了电扇。厂里抽出8名有文化的工人，为孩子们辅导学习和料理生活，每周让孩子们看几次电影。1983年暑期，北京人民印刷厂拿出7间50平方米的大房子，把全厂220名职工子女中小学生分成7个辅导班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假活动。有些单位的少年之家，不仅搞活动，还把双职工子女的吃饭、睡午觉等都包了下来。
1981年7月26日《北京晚报》2版。
1992年暑假，各类补习班和家教服务十分活跃，有的孩子要上三四个辅导班。与此同时，中小学生的社会活动场所却越来越少。2000年，“减负”后的第一个暑假来了。
近几年，暑假作业的花样不断翻新。观赏夕阳西下，每天锻炼一小时，设计漫步古都路线……多了些松弛，少了些约束，也许这样的暑假，才会在多年以后想起来，依旧有风吹树叶的美好。
图文来源：北京晚报、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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